当前，我国的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①缺乏统一牵头的国家级海洋事务统筹平台或机制；②涉海重大科研任务尚未构建体系化的推进机制；③涉海人才机制与成果转化脱节。基于此，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驱动要素及战略路径：首先，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和新型劳动资料三大核心要素角度，剖析了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其次，从人才供给、要素配置、制度环境与国际竞争等维度做多元化的分析，认为存在人才储备不足与结构失衡、劳动对象动能转换欠佳，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劳动资料投放精确性与转化率低、国际竞争形势加剧等核心问题；再次，基于与传统海洋生产力对比，提出“新”和“质”是促推国家战略科技平台、科研教育体系和企业创新等的驱动要素；最后，从差异化区域创新、高端平台与人才建设、产学研协同机制完善，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战略路径设计，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新质生产力源于国内外复杂形势下我们国家发展从高速转向高质量的需求，其核心在于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催生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先进生产力。海洋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试验场，更是体现我国海洋治理能力的关键领域。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应加大重视、加快推进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大多数表现为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尚未形成统一牵头的国家级海洋事务统筹平台或机制，重点项目仍由部门分头推进，缺乏战略集成与资源统配；二是涉海重大科研任务未构建体系化的推进机制，科研目标碎片化、攻关方向多元化；三是涉海人才机制与成果转化脱节，科研人员难以在成果转化链条中获得激励，企业缺乏参与原始创新的制度动因，导致科研成果闲置或空转现象频发。同时，当前对于海洋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主要围绕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正向作用、生产特性、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展开，而关于我们国家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问题、驱动要素与提升路径的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文从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出发，结合我国国情论述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分析驱动其发展的核心要素，最后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出战略路径建议，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海洋新质生产力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构成的经典三要素理论，海洋新质生产力可划分为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与新型劳动资料三大核心要素。与传统模式侧重要素增加不同，新质生产力更注重要素之间的结构升级与功能重组，不仅关切各自的发展水平，更强调三者在技术系统、知识结构与价值链中的耦合协同。这种复合式、融合化的生产力形态，正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转型的根本动力来源。

  在海洋新质生产力体系中，新型劳动者居于核心地位，代表着从传统劳动力向复合型、智能化人才的根本跃迁。相较于以体力与经验为主的传统劳动者，新型劳动者不仅具备扎实的学科基础，而且应善于学习，兼备现代信息技术、工程操作与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他们通常掌握海洋科学和AI、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跨界应用，能够驾驭深海潜器、自主水下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在智慧海洋、蓝色医药、深海能源等新兴领域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类劳动者不再是被动适应者，而是创新驱动的策源者，是推动技术突破、产业升级和治理变革的重要力量。新型劳动者的崛起，标志着人才结构从传统单一技能型向创新型的转型，也代表着海洋生产力的跃升不再依赖资源投入扩张，而是摆脱了传统增长模式，转向以人才质量和智能能力为引擎的内涵式增长路径。这一转变不仅重塑了海洋劳动力的组织方式，也为实现我国海洋经济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新型劳动对象是海洋生产活动所作用的对象，其内涵已由传统资源开发扩展至高的附加价值产业与生态可持续领域，呈现出技术密集、价值跃升和创新驱动等显著特征。新型劳动对象具体可归为两大类。一是以海洋生物医药、海上风电、智慧海洋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具有高度的技术密集性与数字智能化特征。二则包括蓝碳资源、污染治理工程等生态环境领域，其价值可通过碳汇交易等机制实现有效转化；对深海、极地及海洋生物资源等新型劳动对象的持续开发与深度利用恰恰是海洋新质生产力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值得强调的是，这两类劳动对象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辅相成、协同共生：高端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生态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反过来，优质ECO又为产业升级与人才集聚提供良好条件。二者在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可持续的有机统一中，一同推动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发展。

  在生产力理论视角下，劳动资料的变革历来被视为产业革命的重要标志。新型劳动资料作为海洋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是劳动者作用并改造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手段的总和。其突出特征是高技术上的含金量、智能化和数字化，既明显提升了劳动效率，又拓展了劳动对象的适合使用的范围，使劳动者能够高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生产任务，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当前，海洋领域的新型劳动资料正加速由传统工具向复合体系演进，成为连接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关键中介。其革命性大多数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物质层面，表现为深海探测装备、智能传感器网络等高端硬件，通过精密制造与系统集成，明显提升海洋观测与开发的精度和深度；二是数字层面，体现为海洋大数据平台、数字孪生系统等虚拟工具，实现了对海洋系统的模拟、预测与决策支持。新型劳动资料的快速升级，不仅重塑了海洋生产方式，也为我国构建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尽管海洋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引领高水平发展的关键引擎，但其发展路径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制约。本文拟从人才供给、要素配置、制度环境与国际竞争等维度，对当前存在的明显问题进行系统剖析。

  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其结构、规模与质量直接决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潜力。当前，我国海洋科技教育人才队伍强，但是高层次人才成长通道弱。我国虽拥有充足的海洋人才储备且沿海省份均设立海洋类高校，但海洋领域高素质劳动者供给明显不足，复合型人才短缺制约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究其原因是人才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与人才断层：一方面，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高校海洋专业仍沿袭传统学科划分模式，课程设置单一化问题突出，例如海洋科学专业忽视工程技术培养，工程类专业缺乏海洋生态知识传授，导致培养的人才难以适应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人才结构呈现领军人才与技能型工匠断层问题，如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等领域的高精尖人才引不进、沉不下、留不住，难以支撑长周期、跨学科的海洋科技攻关需求。以及基层技术工人普遍缺乏数字化技能培训，仅能从事传统的简单性、重复性和机械性劳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为复杂和富含创造性的海洋劳动，导致技术成果转化效率低。该问题在全国三大海洋经济圈内都会存在，2017-2022年沿海省份海洋科研机构R&D人员人均折合全时工作量年均下降0.74%，反映出科研人员岗位分配不均、科研单位用人效率低下的现象。

  作为海洋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型劳动对象的转型升级程度直接影响生产力发展水平。我国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与宽广的海域且具有明确的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和涉海科技政策，但是当今我国新型劳动对象转型现状仍制约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本质上源于新旧动能转换迟滞和区域发展不平衡。

  其一，新旧动能转换迟滞大多数表现在传统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挑战和新兴起的产业发展不足两方面。传统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以传统海洋强省山东为例，其重化工产业占比高，而海洋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规模不足，海洋污染较重但环保投入资金波动大，显示出新旧动能转换的困难。而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相较于发达国家仍处于探索阶段，具体来看，2017-2022年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海洋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增长仅0.15%，新质生产力中新质维度提升较为缓慢。

  其二，我国沿海省份存在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其主要源于劳动对象区域分布不平衡，创新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而广大沿海地区，尤其是北部湾、西北沿海创新资源匮乏。具体到区域方面，我国南部和东部海洋经济圈相较于北部经济圈，研发创新转化能力强、全要素生产率高、产业优势聚焦更明显，因此导致区域发展新型劳动对象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程度不平衡，阻碍我国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区域协同发展机制缺失，导致科技资源配置呈现碎片化特征，沿海三大经济圈间的海洋科技沟通交流频率较低，制约了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新型劳动资料是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其技术装备水平与科研资金投入直接影响生产效率与产业竞争力。从马克思主义劳动关系论分析，我国新型劳动资料的增长与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的增长一定程度脱节，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均衡发展。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科研项目支持精准度不足、科研经费短缺与不连续、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低这三个方面。

  首先，海洋领域基础研究缺乏精准科研项目支持。我国自“十一五”以来，科技投入持续增长,为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当前我国对于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普遍采取漫灌式的粗放政策。现行的年度预算执行考核机制、复杂的预算调整程序及不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均使新型劳动资料与科研项目活动的客观规律性不协。这也导致了科研导向不明晰、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科研效率低下的问题。

  其次，海洋科研领域的经费短缺和不连续是一种全国性普遍现象。一方面，科研设备和人员投入总量不足，直接导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相对较低，不仅制约了海洋科技的整体发展，也影响了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现行的政策支持往往缺乏长期规划，许多项目的资金和资源支持仅限于短期或临时性安排，导致科研机构和企业难以进行长期、持续的基础研究。再加上政策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变化，研究人员和企业往往面临资金中断和项目停滞的风险，无法在稳定的环境中深入探索和积累技术成果。

  最后，新型劳动资料产投转化率低，主要表现为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不完善、国有资产管理限制严苛、产学研衔接不畅。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缺乏有效对接，部分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尚未充分适应市场需求，缺乏灵活性，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在部分研究机构的规定中，科研成果属于国有资产。在转化过程中，涉及国有资产处置，需要履行复杂的审批程序，这也导致高校和科研人员对成果转化存在顾虑，不敢贸然推进。

  在全球蓝色经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纷纷出台了蓝色经济战略，强化了对海洋经济主导权的争夺。例如，美国2024年推出的“海洋射月计划”（Ocean Shot）重点关注深海采矿技术与海洋碳封存技术，欧盟最新发布的《2024欧洲蓝色经济报告》则强调海洋生态经济体系建设，提出到2030年实现海洋经济的完全绿色转型。相较之下，我国在深海装备自主研发和极地技术应用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传感器、芯片等核心技术仍严重依赖进口，国际竞争环境更加复杂。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对海洋生态产品的绿色壁垒持续升高，海洋新兴起的产业进入国际市场面临日益严格的环境认证和贸易限制，进一步压缩了我国海洋产业国际化发展空间。国际经验表明，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难以套用单一范式或通用模型。在全球蓝色经济竞争格局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我国唯有立足自身国情、考虑发展阶段特征、统筹资源禀赋与制度优势，才能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模式，形成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战略路径体系，实现从跟跑者向引领者的转变。

  海洋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和提升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传统海洋生产力对比分析，“新”和“质”是当前急需认真分析和解决的问题。能够担当此重任的是海洋战略科技主体，也就是推动海洋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中坚力量——国家平台的合理布局可以促进涉海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企业等三方力量发挥作用。新型劳动者在推动海洋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相互补充、协同合作，共同推动海洋科技创新与应用。

  海洋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和科技体系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其“新”在于技术范式的革新，“质”则体现为要素结构的优化与协同效率的跃升。相较于依赖资源开发与规模扩张的传统海洋生产方式，新质海洋生产力强调科技引领、知识密集与绿色导向，亟需战略性力量加以支撑与引导。在这一背景下，海洋战略科技主体成为推动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枢纽，其功能不仅在于提供源头创新，更在于统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企业形成合力，实现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与产业转化的高效衔接。国家层面的平台布局和制度供给正是激活三类主体协同创新、实现跨部门资源整合的制度基础。当前，我国海洋科技力量建设已初具规模，具备迈向体系化、集群化发展的战略潜能，有望在支撑新质生产力体系构建中发挥更加突出和集成的作用。

  国家科技创新平台是支撑海洋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战略性基础设施，不仅承担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重任，更构筑了科技成果转化与制度协同的系统载体。通过集中力量实施重大科研任务，这一平台体系在解决制约海洋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难题中发挥着牵引性作用。其总体布局呈现出双重导向：在功能定位上，既面向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也兼顾区域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需求；在运行机制上，体现国家主导与市场协同的复合结构，既保障政策导向的稳定性，又赋予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以制度弹性，从而形成具有内生动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一制度设计为我国海洋新质生产力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与路径依托。

  当前，海洋领域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我国已成功建成并投入使用一系列海洋科考船和深潜器，包括“科学”、“探索”、“实验”和“向阳红”系列科考船，“蛟龙号”、“深海勇士”和“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大洋号”大洋综合资源调查船，此外还有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南海海洋观测网以及国家级深海微生物资源库等。这些科技创新平台在海洋资源勘探开发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发中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为我国在深水、绿色、安全等高技术领域的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海洋新质生产力的构建中，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既是知识创新的策源地，也是高层次人才的供给源，承担着推动科技进步与育人兴海的双重使命。教育作为提升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早已在经典理论中确立其基础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言，教育不仅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更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一论断为当代海洋科技创新体系提供了深刻启示。

  从科研机构维度看，国家和地方涉海科研单位正加快构建覆盖从基础理论到应用实践的全链条创新体系，通过持续产出原创性成果，为高端装备、前沿产业与绿色治理等领域提供源头技术支持。从涉海高校维度看，国家主要涉海高校正在推进教育模式变革，从传统的专业分割培养转向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为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新型劳动者。

  截至目前，我国海洋科研机构与涉海高校建设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海洋领域的国家科研机构在海洋调查观测、深海探测、海洋资源开发等关键技术研发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我国涉海类高等院校已达15所，涵盖了海洋领域的各专业学科，为海洋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在海洋新质生产力体系中，企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应用端，更是连接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关键桥梁。相较于传统生产力体系，海洋科技企业正成为新质生产力成长的主引擎。一方面，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通过优化专业化分工、提升融资效率、扩大研发投入等路径，显著增强了自身的技术突破能力与适应性；另一方面，企业创新模式也从过去的封闭式研发，转向以开放协同为特征的产学研融合机制，主动整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构建起动态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这种从要素积累到能力集成的范式变革，不仅提升了技术迭代速度，也推动了从产品创新向平台创新与生态创新的跃升。

  当前，我国在海洋领域已初步培育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领军企业，覆盖海洋电子信息、深海通讯等关键领域，成为推动海洋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与高端化升级的重要力量。在海洋观测、装备制造等环节，企业的研发成果正加快转化为市场产品和产业能力，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应用场景最后一公里。以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为例，中国共有7家海运、船舶及资源勘探领域企业入选，充分展现了我国涉海企业在全球蓝色经济竞争中的崛起态势。展望未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协同为支撑的创新机制，将是推动我国海洋新质生产力持续跃升的关键路径。

  海洋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试验场，更是体现我国海洋治理能力的关键平台。在全球蓝色经济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加强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刻不容缓。具体来看，可以从差异化区域创新、高端平台与人才建设、协同与转化机制完善、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进行战略路径设计。

  根据区域禀赋与优势，因地制宜制定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策略。当前发展较为领先的粤港澳大湾区、胶东半岛、长三角等应肩负起引领全国的使命，进一步加强原始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率先攻克一批卡脖子海洋技术难题，向世界领先水平看齐，参考世界级大湾区建设的经验，加快构筑区域内城市群产学研一体化，促进规模经济效益，提高边际科研产出。同时，这些区域应强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与欠发达沿海地区建立创新共建共享机制，输出成熟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区域协同的创新网络。

  其次，对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沿海省份，应着力补齐基础研究短板和提升持续创新能力，通过稳定的科研投入和人才培养来夯实创新后劲，避免昙花一现式的发展波动。特别的，针对海洋新质生产力欠发达地区，则需要中央和省级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大投入和政策倾斜，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其海洋新兴起的产业和科研项目，布局国家级创新平台以提升当地科研能力；另一方面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或退出，培育新的增长点，使其逐步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

  加强国家级海洋创新平台在全国的布局和作用，加大资源投入和环境优化，打造集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于一体的高效创新平台，通过集中攻关深海技术、新兴起的产业等关键领域，提高新型生产资料的投入精确性，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同时，鼓励沿海地方从高校引进和培养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例如，大湾区可借鉴参考国际顶尖海洋研究机构的经验（例如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等），充分利用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国际化优势，建立联合实验室和人才交流机制，实现动态的人员来往，紧密连接学校与实验室。同时，调拨专门经费打造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团队，为国家重大海洋科研项目攻坚克难。

  各地区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营造有利于创新成果转化的环境。鼓励企业成为研发技术和转化的主力，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海洋产业创新联合体，推动科研院所、高校的成果在本地转移转化。

  以天津为例，该地科研资源丰富但转化不畅，需要下大力气破除体制壁垒，赋予科研机构更大自主权，推动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激发创新活力。沿海省份之间也可探索共建共享科研平台和成果库，例如大湾区和北部湾建立跨区域技术转移中心，将广东的适用技术推广到广西；长三角和环渤海协同创新联盟，促进上海、江苏的创新资源惠及河北、辽宁等地，实现海洋新质生产力的跨区域协同发展。

  针对山东、江苏、广东、上海等海洋科研机构丰富的省市，当地政府也可积极借鉴欧美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发展经验，实现政府、企业、研究机构与高校等多方共同协商参与，注重政府计划下的生产开发与教育科研的有机结合。还可以仿效北卡罗来纳三角海洋产业园的经验，通过建设名校与名企的双重优势，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在政府大方向的引导下催生有创新活力与创新动力的海洋高新产业园区。

  新质生产力强调的不仅是创新数量，更是质量和可持续性。各省在谋划海洋经济发展时，应注重绿色低碳导向，加快淘汰高能耗低产出的旧动能。通过技术创新发展海洋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高的附加价值产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

  此外，还要积极融入全球海洋科技网络，加强国际合作。大湾区可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提高我国在海洋科技领域的国际话语权；青岛等海洋门户城市应继续发挥自身门户左右，打造区域性、国际性海洋创新合作平台，吸引国外研究机构和公司参与本地创新。开放合作能够为国内欠发达地区引入先进的技术资源，也为我国整体海洋创新水平提升提供助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